2022年正成为上海市“五大新城”（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奉贤新城、南汇新城）战略全面发力的关键之年。
1月6日，2022年上海五个新城首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签约）仪式在上海嘉定举行，这也意味着“新城发力”工作将从规划政策设计阶段全面转入大规模开发建设实施阶段。
另一方面，在2022年“五大新城”建设正式拉开序幕的同时，上海市在“五大新城”再次放松人才落户政策的举动也引发社会关注。根据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发布的消息，2021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2021年应届研究生毕业生在“五大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符合基本条件便可直接落户。这一阶段性政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政策落地期间，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人头攒动，前往咨询落户事宜的应届生络绎不绝。
而在此前的2020年9月23日，上海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网发布《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将“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政策从之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即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4所985高校应届毕业生可直接落户。
上海人才落户新政为何再次聚焦“五大新城”？在人才导入和结构调整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分别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汪泓，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晟和上海市委党校现代人力资源测评研究中心、上海市人才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杨国庆展开对话，探讨上海市人才导入新机制的“变与不变”。
人才是城市活力的源泉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上海市再次放松落户政策的原因主要有哪些？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汪泓：吸引有活力的年轻人“百利而无一害”。从沪上4所985高校开展试点，到现在拓展到“五大新城”就业的应届研究生毕业生，上海市此轮人才落户新政的开放度已然很大，不只是上海高校的研究生毕业生，全中国乃至全球的学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人才落户。
此次政策主要是为“五大新城”建设吸引人才，为郊区发展注入新的能量。在我看来，上海市在人力资源战略研究方面不要斤斤计较。总体上来看，优秀的年轻人在政策引导下，已经成为上海市的优质资源。
杨国庆：2021年9月底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赋予了上海市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重任，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上海代表中国参与世界人才竞争的使命。在这一政策背景下，上海市必须拿出一些具体举措来呼应这一重任。
此次对应届毕业生放宽落户政策是其中相对比较容易突破的先导性措施。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急需源源不断地补充年轻、优质的劳动力，应届高校毕业生便是最佳目标，预计相关的人才政策还会陆续推出。
《中国经营报》：近两年来，上海频繁在人才政策方面做文章，主要原因有哪些？在总量控制的同时，如何兼顾人口结构和质量的改善？
汪泓：上海市作为全球超大城市，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较高，新鲜人力资源、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注入可拉动人口增长，还可把“银发工程”带动起来。对于上海来说，不需要控制人口绝对数量，而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和管理。
杨国庆：上海经济在持续增长，产业在继续发展，新城在不断开发，对适龄劳动人口的需求也一直很旺盛，单纯行政性的人口控制计划要在市场规则面前灵活调整。在各大城市的激烈竞争中，不进则退，发展慢也会退步。
对于人口问题来说，除总量控制外，结构和质量其实更加重要，这一点从人才学角度来理解会更加清晰。从此前的历史来看，很多提出限制人口总量的城市最终都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探索人才导入新机制
《中国经营报》：2021年3月份，上海市正式对外公布了“五大新城”建设规划。随后，针对“五大新城”重点产业和特定人才，实行人才引进和优化“居转户”的年限由7年缩短为5年。此次人才政策放松仍聚焦于“五大新城”，政策倾斜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陈晟：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很高，甚至超过了日本，所以需要把人口有效地疏导到郊区，帮助进行产业建设。“五大新城”实施人才和户籍的利好政策，可以相应地将人口吸引和疏导到新城，达到整个大型城市群绵延生长、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甚至说临港片区还肩负着“再造一个浦东”的发展目标。
杨国庆：近年来，主张大力发展超大规模城市和城市群的学术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这种观点认为，超大城市资源分配效率很高，只有在聚集中发展经济才能走向均衡，认为现在的技术条件能够支撑超大规模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口，政府要让人口实现自由流动，拆掉户籍和福利政策的“藩篱”。
上海市此次发布的人才落户政策聚焦于“五大新城”，也是以大力发展超大城市为理论依据。上海市将“五大新城”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节点，也必然会考虑当地对各类人才旺盛的需求。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五大新城”将会与中心城区连绵成片，至少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将朝这方面努力。
这也意味着，上海市未来会形成一个比现在更庞大的巨型城区。“五大新城”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上海市把现阶段的政策大量倾注到“五大新城”，也是旨在创造“新城新政策、新城新气象”的良好开端。
《中国经营报》：根据规划，至2035年，“五大新城”将各集聚100万人左右的常住人口，基本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目前，“五大新城”常住人口数量在30万~75万人之间，仍有一定的缺口。在此背景下，人才培养和导入模式还需进行哪些调整？
汪泓：企业发展对人才组合是有要求的。这几年，产业发展变革的实践证明高技能人才在企业中不可或缺，但在人才市场上的供给比较稀缺。随着产业变革逐步深入推进，行业分工对人才要求的精准度会越来越高，人才短缺问题也会在市场配置中得以解决。
另一方面，政府也很重视这一问题。一些专业细分领域的产业人才有了技师、高级技师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晋升渠道。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理解度和重视度不足，国家学制体系就像“独木桥”，现在则变成了一条“H型大道”，从学位培养阶段开始区分应用型人才和学科型人才，工程硕士在研究生中的比例也不断提高。
陈晟：上海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急需吸纳、培养更多高素质、有活力、有创意的人才进一步建设这个大都市。上海“五大新城”应当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指引下，推动与周边城市的人才自由流动。这也一定会释放出一些住房购买力，对“五大新城”房地产市场的刚性及改善需求，都会起到积极的支撑性作用。相比中心城区的高房价，“五大新城”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随着注入更多新鲜的活力和血液，“五大新城”的人口结构也迎来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为各个产业发展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持，推动产城融合。在多重利好的复合、叠加效应下，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健康、带有城市递延效应的有序发展模式，而不是人为“拉动”区域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是没有支撑的。
《中国经营报》：目前，很多人以存量竞争关系看待城市间的人口竞争。上海市放松人才落户政策，是否会在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中形成“虹吸效应”？未来上海人口政策的基调应该是怎样的？
汪泓：上海不害怕竞争，“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实际上放大了上海市的城市功能，并带动东部地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的人才战略不是跟内地抢人才，而是要更多地参与全球人才竞争。比如，将更多外籍科学家和“海归”等高端人才吸引进来。当前，很多海外人才归心似箭，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吸引，另一方面国内的薪酬待遇和发展空间也非常好。
此外，上海市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资源已变得更加丰富，研究经费也更加充足，人才思想和理念也得到了进一步解放。
